中国的专家论证咋总被实践羞辱？

------原来是我们的专家因为‘官本位’的原因而虚有其名，

而且其专家论证的过程也都是形式主义的原因

文/汪华斌

今天到一个单位去，正碰到大批专家学者来论证；又是电视台的记者拍摄，还有公关小姐迎接。如果不是看了横幅的内容，我还以为是拍电视剧的。在这样的气氛下，我们的专家学者个个笑容可掬；这哪里是专家学者论证，分明是过年吃年饭的情景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说我们社会的专家论证可以休已；因为它沦为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。也正因为如此形式主义，所以很多专家论证成为实践的耻辱。

首先我们知道武汉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地铁建议，最后竟然是专家学者的论证而否定的；依据是武汉市的地质不适合于地铁。于是武汉市开始了轻轨的城市规划，而且还到处修建轻轨。然而当上海等城市开始了地铁后，我们竟然不论证就开始了地铁施工；而且是多条地铁横贯。这难道不是历史的耻辱吗，因为这专家学者的论证报告书还在档案馆存放着；可实践却证明这些专家学者的论证是错误的。

我们还知道论证造成悲剧的梅州矿难事故，竟然在前几天刚通过专家学者的安全论证；而结果却是发生事故，最后是120多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。看着那专家学者签署论证报告，是那么可靠；可实际却是依然发生事故。这难道不是对专家学者论证的耻辱吗，它被实践牢牢地钉在了耻辱柱上。

同样我们也不会忘记三鹿奶粉的专家学者鉴定会，是那么多的专家学者签字使该奶粉成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然而一年时间都没有到，这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竟然是危害生命安全的毒奶粉；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，是一种对论证和鉴定的实践耻辱；而且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石上了。

为什么我们的专家学者不专业呢，为什么我们的论证却得出错误的结论呢；原来这就是我们社会体制的结果。是体制使我们的专家学者不专业，同样还是体制使我们的论证总得出错误的结论。

首先我们改革开放后的专家学者基本是‘官本位’的产物，而不是专业技术水平的能力体现。看我们现在任何单位，谁的行政职位最高；那么技术职称最高的肯定也是他（她）。这就是我们社会职称评定的‘帕金森定理’，它表现出专家学者首先是官而不是学者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现在的官又有谁真的去做学术研究呢；从而造就中国的专家学者不专业的特色。然而不管其是否专业，但其权威和名望在那里；所以光环下的专家学者充其量只能是享受待遇，对任何专题只能论而不能证；这就是我们社会普遍的论证会实际现象。

由于我们的专家学者只能论而不能证，所以我们社会的论证会最后普遍成为集会；大家聚集在一起，畅谈一下；最后是酒宴招待，还有礼品相送。所以我们的专家学者签名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而只是收礼品和现金的程序。在这样的论证会上，你领导说天上的月亮能摘下来；专家学者全部签名的确能摘下来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武汉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某领导说武汉市不能搞地铁；最后专家学者全部签名证明武汉市的确不能搞地铁。梅州的煤矿也是如此，领导说煤矿要开工；专家学者就签名证明开工是安全的。而三鹿奶粉也一样，领导说想评国家科技进步奖；专家学者就马上签名证明能评国家科技进步奖。

这里面首先是专家学者们不专业，自己对专业都没有底气；他们又能论证出什么来呢。其次我们社会是一个‘官本位’的社会，通常论证都是某领导已经表态的课题或项目；所以论证只能是为领导增光，而决不能反驳领导。这从我们的国策到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就得到了证明，全部是唱赞歌的才有可能参加会议；如果你反对，下次估计你就连参会资格都没有了。我们的专家学者论证也是如此，附和领导的就总能参加论证会；唱反调的自然也就不回邀请你参加了；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学术会议，也是我们社会所有论证会的普遍规律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会屡屡出现实践给论证难堪的现象；而我们却还会一如既往的论证下去。